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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在广州开幕******

  中新网广州1月11日电 (程景伟 徐莹)“字里春秋——南越国时期文字文物特展”11日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开幕,展出文物240件(套),其中带字文物140件(套),南越木简更是自出土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本次展览设有“帝国南隅”“宅兹番禺”“烟火人间”“书同华夏”四个部分,从南越国制度、都城营建、生产生活、华夏一统等各个方面,讲述文字文物中反映的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史。

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及其铭文拓片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及其铭文拓片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

  展览主要展示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字文物,兼有岭南地区同时期的相关发现。其载体有青铜器、陶器、漆器、木简等,书写方式有印、戳、刻划、墨书等,文字内容涵盖地名、纪年、宫室名称、官职人名、刑律税法、农耕养殖、祭礼战事等,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

  以此次展出的南越文王墓出土“长乐宫器”陶瓮为例,当时人习惯在器物上戳印宫室名称,以示其所属。历史文献记载,“长乐宫”为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建筑,但这件陶瓮为南越文化特有器型,其纹饰也体现出显著的南方风格,应为本地烧造。故此“长乐宫”应是南越国自建的宫殿,反映了南越国效仿中原王朝进行宫室营建和命名。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公主简”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公主简” 南越王博物院 供图

  本次展览精选30件南越木简展出,有记录宫中御苑种植枣树之事,也有记录税收、刑罚、战事等事,内容相当丰富,可窥见当时王宫御苑中的历史细节。其中有一件木简的简文“张成故公主诞舍人廿六年七月属将常使□□□蕃禺人”。通过此简的“廿六年”,能判断其记录之事发生在南越国第一任君主赵佗在位二十六年。简文中的“公主诞”,应为赵佗之女赵诞,这在《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未见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对岭南地区记录的不足,对了解南越王室成员及其属官、权力地位等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据南越王博物院有关专家介绍,2004年,考古人员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西北处的一口渗水井内,清理出一批南越国木简。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开始,至此将近十年,都未见任何竹、木简牍,这批南越木简显得尤其珍贵。经过清理,木简共计百余枚,字数逾千个。

  据考证,木简是目前南越国最早的出土文献,被誉为“岭南第一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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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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