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天津煎饼馃子：豆粉“画”饼落蛋香******

　　中新社天津1月3日电 题：天津煎饼馃子：豆粉“画”饼落蛋香

　　作者 王君妍 王在御

　　凛冬的天津晨光熹微，一个简单的招牌“九河张记”挂在街边老房子青砖墙上，阵阵香味随着热气从老房中飘来。

　　早上来一套煎饼馃子，和附近的街坊邻居聊聊天，已成“卫嘴子”丁大爷几十年的习惯。“您要想吃最正宗的天津小吃，那还得是煎饼馃子，尤其是街边旮旯的老店铺，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味儿。”

　　九河下梢天津卫，因河而兴，自明代1404年正式筑城至今已有618年的历史。锅巴菜、卷圈、炸糕……被网友称为“碳水天堂”的天津，“早点”异常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煎饼馃子”。

　　据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煎饼馃子的由来与天津古老的码头文化密切相关。“老天津卫是河海商埠大码头，搬运工、买卖人较多，一手卷个吃食，一边忙活也不耽误，煎饼馃子也就成了因需而来的快餐。”

　　“正不正宗，得食客说了算。”话音未落，“九河张记”的张建明师傅便舀一勺绿豆面到铁板，手腕轻轻一转，几秒钟便摊好一张煎饼。磕一个鸡蛋摊匀，辅以面酱、豆腐乳、葱花等，铺上馃子或馃箅(bì)儿(薄脆)，用铲子轻巧折叠，一套煎饼馃子几分钟内便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焦香味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

　　摊煎饼看似简单，其中讲究却不少。“就得用纯绿豆面，绿豆还得是现磨的，铁板的温度必须达到210℃左右，手速也要快，摊出来的煎饼才能又香又脆，还糊不了。”张师傅天津话说得“溜”，手上的活儿更“溜”，不一会又摊好了一套。

　　随后，张师傅从灶台下拿出了一个小瓶，展示他的“独家秘方”——自制调味料。“每家煎饼馃子味道都不太一样，秘密都在小瓶儿里。谈不上啥秘方，但每家都有点儿差别。”张师傅称，各家煎饼馃子味道都有所不同，食客吃惯了一个口味之后，就会觉得别人家做的“不正宗”，但其实这种对细微差别的喜厌，正是大家童年时留下的味觉回忆，久而久之便成为家门口的煎饼馃子“最正宗”。

　　天津姑娘张榕已在加拿大留学六年。她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套煎饼馃子，以解乡愁。不仅如此，在每次出国之前，张榕也会在家门口买一套煎饼馃子带着在赶飞机的路上吃，她说，只有家门口的煎饼馃子，才是属于童年的回忆。

　　“现在我们生产的‘家庭版DIY煎饼馃子’今年已经出口到澳大利亚，让身处异国他乡的食客足不出户便可亲手制作家乡的美食。”天津煎饼馃子协会会长宋冠鸣拿起一盒家庭版煎饼馃子说道，“别看这个小盒子不大，绿豆面、馃箅碎及甜面酱等调料应有尽有，就连摊煎饼专用的竹制煎饼刮子也预备上了，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很多远离家乡的天津人，走在外地的街头巷尾，看到店铺菜单上种类繁多的“煎饼套餐”，不由得会认为那是“异端”美食。唯有回到家门口，一大早买上一套刚出炉的煎饼馃子，边吃边走在熟悉的市井街道上，看行人漫步，听车水马龙，得空儿与街坊聊几句，末了再来口热豆浆，以这样的方式打开一天的生活，可能才算得上是正宗天津卫。

　　也许味觉就是乡愁，无论海外游子还是离乡旅人，即便口音变了，但对故乡煎饼馃子的回忆，依然烙在心中。这种遍布街头巷尾的民间小吃承载的尽是家乡的情结，好似一片光落在浮世一隅，让烟火气照亮了游子归途路。(完)